“无家可归，无处可依？”,虾米难民的记忆想象与情动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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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已有记忆实践研究针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实践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尚未就想象的、非表征的、情感（动）的记忆实践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之“难” 的三种情感性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整合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体、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作者简介

曲舒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徐敏，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暨南大学“宁静致远”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332202312623657）。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21年2月5日，虾米音乐正式停止服务。虾米并不是中文音乐互联网世界第一个消失的音乐播放器，在2000年后的中国音乐数字化浪潮中，音乐传播媒介的迭代带走了如MySpace、SongTaste、千千动听、巨鲸、落网等一众功能和风格各异的音乐网站。然而，虾米的关停引发了全面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分析虾米在构建中国数字音乐生态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中文社交网站上散落着网友们纪念虾米的文字，讲述着与虾米音乐的珍贵记忆。一些深度虾米用户在其他社交软件上沿用曾经的虾米 ID和灰掉的虾（米）仔头像，组建了各类微信群，不时分享曾经保留的虾米截图或录屏，和群友一起回想曾经的虾米美好回忆。他们称自己是国内外音乐App世界中的“吉普赛流浪者”：他们找不到一款像虾米一样可以寄托情感和安放记忆的音乐 “避难所”，沦为音乐App世界中的“音乐难民”。一位受访者说，“我在几个软件中反复横跳，也不知道这样能坚持多久，但是现在感觉原来虾米给我的那种熟悉感跟亲切感、安全感突然间没有了，感觉在流浪，无家可归、无处可依。”（A19）从网上散落的虾米回忆文字来看，音乐难民们的“难”并不指向音乐本身（如歌单或内容的丢失，因为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导到其他平台），他们的“难”与音乐App的使用体验有关：即使用其他音乐App的功能（如算法、标签和评论）时遭遇打击和不适，从而在对比中产生了厌倦当下App、追忆过往虾米App使用体验的 “难民”式回忆。有人比喻虾米的消失，像是自己的“脑子”和“心脏”少了一部分；也有人将虾米比做“挚友”或“爱人”，称曾与虾米音乐建立的亲密互动“超过现在所有亲密关系中的亲密”，是亲密感中的最高级。

上述虾米难民的音乐记忆有三个突出的特点：情感性、具身性、非表征性。第一，记忆对象的文化属性有很强的情感（动）召唤能力。音乐不仅在意识层面有强大的情感动员力，也在潜意识层面有着幽微深邃的情动潜力（Hesmondhalgh， 2013：11-14），可潜入非/语言活动的所有领地、浸润并阻断我们看似稳定自洽的意识活动（Chion，1994：33）。第二，音乐这种强大的情感动员及（无）意识浸润的潜能，在音乐流和移动设备的助力下被发挥到极致。正像电影《她》中所呈现的那款语音AI一样，如果一款App能陪着主体全天候、无缝隙地穿梭于日常生活的所有场景和事件中，提供心动且及时的情感抚慰，并日积月累地形成诸多（不）可言说的回忆，那“她”的离开对主体必然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难民的“难”，显然与音乐流曾经带来的“无处不在”的具身感受以及“恰如其分”的情感抚慰有关。第三，与日记、摄影这种存档记忆，或博物馆的机构记忆不同的是，虾米难民们的音乐记忆是一种流动的、非表征的体验（宋美杰，2020）。他们没有在网络上形成活跃的线上纪念社区，也很少使用媒介技术手段对过往记忆进行再创作。相比之下，他们的音乐记忆留在个人回忆中，像对食物的记忆一样，是持留在身体、情感与想象层面的非表征性回忆（下文详述）。

鉴于此，本文希望在难民们的记忆产品（如算法、评论、标签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音乐记忆产品是如何嵌入和浸润在主体长期的日常音乐使用习惯和身体状态中，从而淘澄出一种难民式的记忆体验？这里面涉及何种身体、情感、回忆、媒介和想象等因素的互动？这种记忆实践对个体和社会有怎样的伦理学意义？凡此种种，构成了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通过对29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本文从记忆想象和超（非）表征的理论视角，考察虾米难民为何而“难”的三种记忆想象，以及背后的情动怀旧的伦理学意义。

二

音乐流记忆研究的记忆想象和

超表征维度

自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性地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该概念的跨学科特征和普遍阐释力使其成为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近年来，传播学的集体记忆研究剧增（李红涛，黄顺铭，2017），并逐渐形成“叙事-话语”和“媒介-技术”两种分析路径（潘晓婷，陈莹，2021）。由于这两大路径都无法调和主体与客体、个人能动性与社会机制二元对立的矛盾，因此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记忆研究的实践转向，其基本理论认同是“去中心化”和“去二元论”（Couldry，2004）。实践论观点认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个体能动性中的情绪、情感和想象等主观元素不仅重要，而且在时刻与其他主客观元素互构协调之下，最终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实践（顾洁，2018）。

在实践研究范式下，记忆研究已经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做出了丰富讨论，但是尚未有研究充分探讨过非表征的、想象的记忆实践。在人文社科“情动转向”的影响下，近几年已经有学者研究了网络哀悼空间集聚人、技术与集体的“媒介情动”属性（周裕琼，张梦园，2022），及其构筑集体记忆书写实践、形塑“情感公众”的潜力（周葆华，钟媛，2021），抑或分析了影视文学的媒介旅游实践中生成的“界面” 关系及其中的情动联结（黄佩映，2022）。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社会实践中主客观元素集合体如何彼此关联互动，以及生成情动空间和建立情动联结的过程。

然而，在上述情动媒介的分析中，记忆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或被认为是触发当下活动的文本性因素，与本文探讨的由记忆活动主导的、关涉了想象、身体、情感等因素的难民记忆实践有差别。音乐流的记忆，是主体在不同时空中，经过长期的身体操演和情感累积而形成的具身感受，这种感受会随着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变化。也就是说，身体、时空和情感被一同嵌入在了虾米难民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回顾和想象中，这中间涉及到丰富的身体记忆，曾经的移动经验和记忆（刘于思，2016），以及主体在当下的情感和想象力等复杂因素。因此，下面将从记忆想象、记忆与超表征，和希望伦理三个方面梳理流媒体音乐记忆研究的理论脉络，搭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 “记忆想象”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

记忆与想象的关系讨论常见于文学和艺术史研究，在公共话语的研究中两者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一些记忆研究者认为想象的虚构性和幻想性在记忆实践中会带来消极影响。然而，艾米莉·基特利（Emily Keightley）和迈克尔·皮克林（Michael Pickering）（2012：5）在《记忆想象》一书中开创性地将想象拉入记忆研究范畴，提出了“记忆想象”（mnemonic imagination）理论概念，论述了两者间依存且独立的关系。想象是记忆的重要资源，因为“记忆主体所面对的空白空间远多于所填满的可用记忆”。正是这些剩余的或是可随意想起的空白部分建构了自身的生命故事，让主体能够在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现实、情境与媒介，个人与集体的记忆之间建立联系。

记忆（memory）与想象（imagination）之间有差别，但不对立，两者靠记忆想象整合在一起。记忆是人将过去经验表征出来的产品，而想象会激活记忆生成一个有想象参与的动态的回忆（remember）过程，基特利和皮克林将此过程称为记忆想象。记忆想象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是视觉性的，而是感官性的和具身性的（Keightley & Pickering，2012：48）。记忆想象不是在脑中回放过去的静态图像，而是个人或群体在当下时空和社会情境下对过往记忆进行“再体验”的过程（Keightley & Pickering，2012：32）。第二，激发记忆想象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那些计划的、有意图的“同化经验”（assimilated experience），而是那些未预见的、不熟悉的，不容易被吸收到原先记忆轨迹中的 “亲身经验”（lived experience）。与图像激发的意识记忆相比，音乐是“更强有力的无意识记忆的触发因素”（Pickering & Keightley，2015：149）。第三，记忆想象的核心动力是“想象性整合”（imaginative synthesis）。通过让主体整合一系列二元性关系，如体验与期待、回忆与可能性、一手情境化经验与二手媒介化经验等（Keightley & Pickering，2012：7），记忆想象可以为主体生产新意义，因此有着重要的伦理学价值（下文详述）。

以上这些思考陆续引发了近些年学界对记忆想象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几乎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记忆实践的“具身性、情动性和情感性”方面（Spinetti，Schoop & Hofman，2021）。苏达·拉贾戈帕兰（Sudha Rajagopalan）（2019）研究了苏联时期的童年影像混剪，发现记忆想象能创造“情感性记忆”空间，让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冲突性想象形成对话和碰撞。马丁·波加尔（Martin Pogačar）（2023）认为音乐这个时间客体浓缩了过往异质、多层的时空，它驱动了情动的记忆想象去调节个体和集体记忆中的经验、期待和想象，并生产出超意识形态框架的、游弋在历史事实与想象之间的“情动记忆史”。

这些研究从记忆想象的角度分析了音像作品更新集体记忆的潜力，然而仍缺乏对个体身体记忆、感官记忆如何参与记忆想象的细致分析。基特利和皮克林在书的结尾写到，“本书主要谈的是陈述性回忆或反思性回忆，但它也可以延展到记忆想象与感觉记忆、习惯记忆和身体记忆的关联思考中去”（2012：204）。鉴于虾米难民的记忆，既涉及主体过往的具身的、情感（动）回忆，又涉及到其当前使用其他App时的想象和体验，因此，下文提出记忆研究的超表征理论视角，来拓展记忆想象之身体和情感（动）层面的讨论。

（二）记忆研究的“超表征”维度

和记忆与想象一样，记忆与非表征研究也曾长期处于一个彼此遗忘的状态。自英国文化地理学者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非表征理论以来，他总结的七个核心原则，即湍流、前个人性、行动展演、关系的物质性、表演性、身体及情动，以及新颖的伦理观，一直激发着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流动状态，以及移动与感觉的具身实践的研究（Thrift，2008）。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相比于高频出现的情动和身体概念，记忆则位于分析的边缘（或被忽略）位置。

文化地理学家欧文·琼斯（Owain Jones）在2011年的论文中指出非表征研究存在“现在主义”（presentism）的风险，批评非表征研究常错误地以为非表征活动只与“现在”有关。它忽略了每一个“现在”其实都综合着所有“过去” 浓缩后的记忆和经验这一事实。记忆不是拖累我们的过去负担，相反，“它是生成（becoming）的根本，是能动性、实践和习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因此也是非表征活动所在意的表演性时刻（performative moment）的潜能所在” （Jones，2011）。换句话说，非表征活动并非只发生在当下“扁平/纯粹”时空里，我们应该重视“复杂的记忆生态”与当下生成性时刻中的身体、文本等“深层/复杂”的关联与互动（Jones，2011）。

那么，复杂的记忆生态是什么？它与当下有怎样的互动呢？记忆研究学者乔纳森·K.福斯特（Jonathan K. Foster）（2008）指出记忆活动是对当下经验进行编码和存储的过程，该过程会至少形成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感觉记忆这三种记忆。这三种记忆会继续发展出各自的记忆子系统，彼此之间联结互动，形成一个复杂的记忆生态。记忆生态中最显见的是意识记忆，然而，认知哲学家约翰·萨顿（John Sutton）提到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个人和集体的身体都携带了大量过去的“体化记忆”和“情感记忆”，这些记忆与“意识记忆”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记忆活动。他在对电影《记忆碎片》的精彩分析中写到，虽然男主患上了“短期记忆丧失症”，但他可以靠抚摸纹身和观察过往的活动痕迹来找回当前的自我意识。我们对“世界的感觉”（the feel of world）是在记忆活动的私人性、事实性、过程性、身体性、情动性、物质性和社会性因素的交互和“渗流”过程中生成的（Sutton， 2009：65-86）。受欧文·琼斯的启发，不少记忆研究开始融合非表征理论视角，采用感官民族志、具地民族志、艺术展览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索了个人记忆实践中的亲密性、关系性、表演性等因素（如关注讲故事而不是自传式书写），考察了物质、身体和记忆嵌入多重时空的过程（Drozdzewski & Birdsall，2018）。

然而，这些研究形成了一种比较主流却也存在争议的观点，他们认为表征记忆与非表征记忆二元对立，把表征与情动、意识记忆与潜意识记忆视作非此即彼的关系。对此，“超表征”（more-than-representation）的记忆研究视角已经逐渐从早期非表征研究的“或者”逻辑转向了超表征的“和”逻辑（Waterton，2018：93）。他们认为表征和非表征、语言和行为、意识与潜意识、情动和情感之间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共存且互动着的。超表征记忆认为，非表征记忆 “寄生”在表征记忆之上，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超表征记忆。超表征研究站在“表征+”的立场，将表征重新理解为一种“表演性的表达”（performative presentations），它用表征的方法呈现那些尚未被表征、或未被明确意义的经验和实践；其中，想象性的、过程性的因素是激发超表征记忆实践的关键（Anderson & Harrison，2010：2）。玛丽亚·图马尔金（Maria Tumarkin）通过回忆奶奶多年来拾吃家人掉落在桌上面包屑这一动作，分析了她对奶奶的情感和印刻在这个日常微小的动作里的父辈对苏联大饥荒历史的回忆。她还指出非表征记忆也不一定总是关于创伤，它所呈现出的未能言说、含混不清或者沉默不语，可能与政治环境或者某种前认知的集体记忆有关（Tumarkin，2013：316）。

综上，记忆想象和超表征理论概念对本文有重要启发。本文将难民之“难”的记忆想象理解为一种超表征记忆实践，关注其中的表征记忆与非表征记忆的互动过程，并将身体、时空、情感与技术的深层主客体互动融入记忆想象的分析之中。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厘清，与实体音乐相比，音乐流在形塑“中介化记忆”（van Dijck，2007）的具身性过程和效果有何不同，及音乐流记忆带来何种伦理学讨论的价值。

（三）音乐流记忆、情动怀旧与希望伦理

音乐记忆一直是心理学、音乐学、认知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传播学者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提出，记忆实践研究不能忽略研究对象的“文化” 属性，或是将“人”简化理解为一种语言性认知主体。她建议应融合生物认知科学与人文社科视角来研究记忆与心理、技术与文化的深度关联。因此，音乐流记忆的研究，不仅要借鉴最新的记忆研究理论工具，也需要从音乐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流塑造记忆的文化特殊性及其带来的伦理学意义。

音乐具有强大而复杂的情感号召力。这意味着听音乐不单纯是某种认知活动，而同时是一种能调动情感和生理的具身状态（如起鸡皮疙瘩或流泪）（van Dijck，2007：81），当主体重听或者回忆音乐时会进入重塑“心灵装置”的复杂体验（Bollas，2013：3-6）。在实体和下载音乐时期，音乐不是无限地、全场景地伴随着主体，而到了流时代，音乐流媒体技术将音乐重塑“心灵装置”的具身性影响放大到了极致。流媒体创造了无处不在的聆听，使得听众成为了“分散式主体”，而聆听则变成一个“感官情动”的过程（Kassabian，2013：xxiii）。音乐流媒体的伴随性和移动性，让感觉氛围音乐随时随地嵌入了主体的身体，渗透进主体（无）意识和情感状态，弥漫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流变为一个粘黏了丰富情感（动）和身体惯习的“情动媒介”（周裕琼，张梦园，2023），它激发了复杂的情动体验，同时也附着了大量形成性时刻的、超表征的记忆。

那么，音乐流的情动之力会对主体的记忆实践造成哪些影响？第一，音乐流作为一个情动媒介，其情动之力“影响及受影响”的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复数身体（Graber & Sumera，2020：7），因此，音乐流的情动之力会复杂化主体的身体感受和身体记忆。第二，情动之力（及其所关涉的非表征活动）可以跨越时间。民族音乐学者马修·苏茉拉（Matthew Sumera）在一篇动人的论文中写到，曾与好友排练和演出的经历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情动残留”，即使在好友去世多年后，那些凝结了姿势、力度和情感的情动残留仍一直影响着他的身体和情感（Sumera，2020）。情动体验及其触发的复数身体记忆，可以很久地徘徊（或生长）在身体记忆和感觉记忆中，或在之后某些时刻被唤醒影响新的身体（Graber & Sumera， 2020）。第三，情动之力有共振潜力，可以跨越物理和社会空间限制。共振是物、身体和想法在振动频率一致时产生的共同联系，它可以缩小或打破人与物、自我与环境、感觉与社会之间的距离（Friedner & Helmreich，2012）。情动的共振潜力激活了共振的社会记忆，而共振的记忆可以跨越时空、延续新的共振可能。

总之，音乐流这一情动媒介积累了具身的、持留的、共振的记忆，带来了情动的记忆想象实践，而想象性整合的结果会开启“情动怀旧”的希望伦理学讨论空间（Gupta & Medappa，2020；Veale，2017），从而进一步深化基特利和皮克林提出的记忆想象的希望伦理学思考。他们指出，记忆想象不等于怀旧，而当主体体验着某种时空错位感，并在其中融入复杂情感时，记忆想象便有了怀旧的特质（Keightley & Pickering，2012：116）。怀旧的记忆想象是一种包含了失去（从过去到现在）、缺乏（现在的某种匮乏）和渴望（从现在朝向过去）的跨时间的综合情绪。它涉及到人们如何在心理和行动层面，弹性且有创造性地应对过往的创伤事件和面对未来，即不执着于失去，而是通过记忆想象寻找潜在的灵感、潜力和转变（Keightley & Pickering，2012：58）。

怀旧的背后是关于希望的伦理。学界已有的希望伦理的讨论，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希望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希望哲学”和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情动理论”两个维度展开（Boukala & Dimitrakopoulou，2017；Nguyen-Thu，2023）。布洛赫指出的人的“尚未意识”和世界的“尚未变成”的辩证唯物本体论，让希望研究聚焦现实中“尚未”（not-yet）被计划的部分，鼓励人们想象一个可能的乌托邦。它鼓励主体进入“悬置的阈限时空”反思系统的裂缝和不确定性，找到潜藏的抵抗力量（Nguyen-Thu，2023）。与布洛赫的认知和理念主导的希望伦理不同的是，马苏米在与玛丽·佐尔纳齐（Mary Zournazi）的精彩对谈中，直接将情动理解为希望。他认为希望既不是悲观主义的反面，也不是武断的乐观主义，而是应脱离这种二元思考、让主体跳出现有身份桎梏和政治僵局去思考“身体能做什么”，激活生命的情动强度并建立反新自由主义、反身份政治、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另类联结；情动是可以应对当前政治僵局、环境危机和主体性困顿的希望（Massumi，2015：1-7）。

可见，虽然情感怀旧和情动怀旧都指向希望，但情动怀旧除了让主体去想象可能的乌托邦，也鼓励主体重新思考“身体能做什么”，即在情动体验中重临复杂的复数身体感觉，超越情感统领的社会边界，触达跨时空的共振联系（Gupta & Medappa，2020）。因此，情动怀旧也为考察集体记忆及其希望伦理带来新的意义，即情动怀旧可以用具身的、情感的方式重构一种“情动历史”，让各主体在其中找到日常生活中可能跨代际、跨时间共振的情感与意义（Walkerdine，2016）。

三

研究设计

本文从超表征记忆的研究面向考察虾米难民的记忆想象。虽然非/超表征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无意的、非话语的、难以捉摸的实践（宋美杰，2020），但是，超表征研究不排斥传统的表征研究方法，它通过与表征方法“调情”，尝试在表征之上呈现“开放、试探、预料之外、多重情感和具身”的非表征可能（Crouch， 2010）。正如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提到，我们可以用线条解释鱼的骨骼构造，也可以画一条弧线来表现它跃出水面时的动势和活力。超表征方法的要点是，“跳出物体边界和意向表征去呈现生成（becoming）的内在运动之情动的、有活力的生命”（Ingold，2011：18）。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访谈法，让受访者回忆使用虾米和各类音乐App的日常轨迹和惯性操作的同时，侧重于让他们讲述身体状态和情感上的“难”处。访谈法不是（也不能）全面地捕捉主体过往的和当下的使用体验，而是通过设身处地的再体验和再想象，让主体在唤回部分表征记忆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捕捉粘黏于其上的无意的、身体的、情动的非表征记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阶段为2022年1月至2022年11月。数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研究者以“虾米音乐/虾米音乐记忆/悼念虾米音乐”为关键词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中进行搜索，共获得成篇的记忆文章154篇，不成篇章的文字168节和各类媒体报道9篇。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初步编码分析后，发现其中浮现了一些共同的虾米记忆产品，如关于推荐、标签和乐库等功能。第二，为了进一步考察难民之“难”的记忆想象的再体验和再想象过程，研究者在微博超话、豆瓣小组和虾米难民微信群等处公开招募了深访对象，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积累了29份在线深度访谈文本。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受访者虾米音乐的使用年限均为7年以上，包含了不同年龄阶段、性别和职业。

四

一种虾米氛围：“难”的记忆想象

作为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先驱，虾米音乐是一款成功将在线听歌、算法推荐、社交互动等功能整合在一起的音乐社交平台。虽然虾米与其他音乐平台有着大多类似的功能，但虾米音乐还是在难民们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虾米能营造一种气氛，比如说你回家，在家里面闻到你妈做的饭，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像一种熟悉的环境。”（A13）虾米难民的“难”不是关于特定音乐或技术的，而是一种记忆与想象混合的具身体验，是过去的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忆渗流、扰动当下体验的结果。“难”催生了记忆想象，激活了情动的身体记忆，也带来了主体想象和讲述自己故事的活力，其中涉及回忆与可能性、体验与期待等想象性整合。

（一）“心动”推荐与在世存有

“每日推荐”是虾米难民怀念最多、记忆最深的记忆产品。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提到，现在每天一睁眼会习惯性地下意识打开每日推荐，期待在30首新歌中获得一种发现新音乐的“心动”感觉。然而，受访者A19说，“我现在常用的Apple Music，会觉得没惊喜，还得自己去找那些音乐编辑的歌单。”这种“难”意味着，他们很难在与其他App的具身互动中获得一种类似的心动感觉。

每日推荐的心动回忆，召回了习惯的、随机点选的体化记忆。日复一日、随机的身体动作形成了体化记忆，该记忆串联了主体过往的情绪、行动网络和环境，是记忆想象中一个重要的体化、情境化事件。“一起床就会想听，只要意识清醒就会想听，就是一个习惯性的过程。”（A8）难民们对心动推荐的记忆想象，不是进入某个“声音气泡”（Bull，2005）调取特定音乐内容，而是在形状、内容都不确定的声音氛围中进入一个未知的音乐“情动场域”（Harris & Sørensen，2010），期待令人心动和情动的音乐时刻。这种体化的心动体验变成了“情动残留”持留在很多受访者的身体记忆中。

学界指出，音乐发现除了受日常生活社会结构的影响，还与发现好音乐时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情动反应有着紧密联系（Nowak，2016：141-142），该情动是身体对音乐内容的“顿悟”反应（Hennion，2007）。这些顿悟反应激发了形成性时刻的回忆并持留在身体记忆中，而记忆想象再次展演了那些形成性时刻的超表征记忆。

那天我就是在菜市场，正好听到那首歌，正好又下雨又觉得好冷，刚好在那个瞬间，那个情境正好就是这样子……看着那个摊位前的东西，觉得东西都还没卖出去，有一种凄凉。（A9）

身体经由音乐触发并开启一个情动场域，在雨、菜场、冷、摊位、凄凉的具身性要素和行动中介要素之间激活了一种情境化的回忆。心动的记忆想象想起的不是某个计划好的人生瞬间，而是由身体、环境、情感、媒介与音乐互动形成的“正好”氛围。在这个具身的、情动的氛围中，人作为一个数字化主体，不仅正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且正存在于空间之中，记忆想象展演了这些“节点主体”在世存有的记忆（孙玮，2015）。这些记忆想象并非指向意识活动中明晰时刻的记忆，比如那些有着明确生活目的或是人生规划的记忆，而是指向身体顿悟感所关联的生命“溢出”情绪，是“一些无法名状的情绪碎片，一些过剩的心情与感想”（A9）。心动的记忆想象呈现为持留的身体记忆，和意识之外无法名状的情动的非表征记忆。

（二）“小众”标签与宏大世界

第二种“难”与“小众”风格标签有关。难民们称，他们习惯在听歌时查找对应的音乐风格标签，希望能在风格标签指引下探索和归纳出一套自己的音乐审美谱系。然而，他们觉得当前其他音乐App的风格标签匮乏，点选标签不能跳转，或是标签之间索引逻辑混乱，如“网易云其实有逻辑，但是不把它展现出来，QQ音乐是有目录，但是联系又不强”（A21）。这些因素阻碍了难民们探索音乐知识、形成体系化审美和想象另类生活世界的可能性。“现在没有听歌的路子，找歌的欲望会降低。”（A22）

首先，小众风格的审美记忆是标签使能的体化记忆。难民们对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展演了他们梳理音乐风格体系和形成审美趣味的身体探索过程。“我会在一个大的音乐分类里梳理下来，有拓宽认知边界的一种感觉。”（A21）回忆探索小众音乐的过程时，难民们时常会提到“相似艺人推荐”“风格标签”等标签功能及其点选操作后的跳转方式。不少受访者提到，自己有下意识的风格标签探索习惯，那种“不受控制地”想点下去的身体惯习留在难民们的肌肉记忆里。

我很喜欢虾米音乐的标签，有时候听到喜欢的歌，就会点击查看它的标签，通过标签可以知道这首歌具体的曲风流派及介绍，标签还可以点开到新的页面，这个页面会推荐该曲风的代表音乐，如果没别的事情，就会不受控制地一直想要点下去，去了解更多，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很多的合口味的歌，遇到喜欢的就会不断点击收藏，进入一种心流体验。（A10）

其次，小众标签探寻的体化记忆，关联着更大尺度的时空想象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动记忆。“一看标签是南美洲某小岛国上面的音乐家做的，但在全球没有人知道他，我了解到了大洋彼岸的小众音乐是什么样。”（A20）后摇音乐是难民们回忆宏大时空体验和非人类中心的情动记忆时提及率最高的风格。

我喜欢后摇里宏大叙述的感觉……当时确实那张专辑给人感觉很像在宇宙中遨游，坐航天器，看到很多行星……它那个宏大叙述就是会让你从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去看，会思考地球为什么会产生生命，当时它给我推那张专辑的时候，正好那段时间雅安地震。（A9）

后摇音乐解构了以人声为中心的摇滚乐传统，重视吉他的音色和纹理，常用嗡嗡作响的吉他音色营造一种绵延不绝的氛围倾向，不少后摇乐队还会采样广播电视电影片段创造出一种媒介化的声景奇观。流行音乐学者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指出后摇美学提供了一个去中心的想象空间，听者常会进入极乐、敬畏、神秘的情动状态，获得长时间的身体推进感和沉浸感，“与其说是主体被废除了，不如说是彻底地去中心化了，分散在整个声音场中”（Reynolds，2004：359）。后摇音乐的情动记忆想象，激活了彼时“标签”探索的肌肉记忆和心流回忆，展演了“小众”语义网络的时空想象，它们一同构成了难民们关于小众音乐风格的超表征记忆。在这些回忆中，难民们进入具身的、技术使能的记忆想象，并在其中重拾了一种跨时空的、与非人世界和他人痛苦共振的情动记忆。

（三）“情感”档案与文化遗产

第三种“难”指向虾米的歌单、音乐库这类个人和集体的音乐档案。难民称他们在当前音乐App的歌单和曲库功能中无法找到一切以音乐为重的策展和分享文化。受访者回忆称虾米是一个不以资本流量为目的的平台，是一个“一切只是音乐，无关其他”（A10）的纯粹精神家园，甚至有受访者提到他每年都给虾米充钱是“因为想着这个账号我还要继承给我儿子”（A9）。在难民们的记忆想象中，虾米不是简单的听音乐入口，而是精神家园和人生财产。

难民们对个人歌单的回忆，让他们想起曾寄存在音乐中那些超语言的、情动的人生秘密。“第一次情窦初开的感觉和有亲人离世感到遗憾的那种感情，都是只有虾米和里面的音乐懂，对感情的寄托是微信聊天记录做不到的。”（A29）精选集歌单及其评论区像一个集体性的情感档案（见图1）。难民们回忆到，歌单创建者会自编歌单，并给歌单里的每首歌写一段知识性描述文字，这时歌单不再属于某一个人，而更像是一个持续更新的公共空间，因为创建者会持续修改歌曲信息，听者也会去留下评论。难民们对歌单的记忆想象展演了虾米用户们曾如何“用爱发电”，和打造“90%都和音乐有关”的纯粹音乐分享空间的过程。受访者A15回忆到，

有一个女生做的后摇的歌单特别专业，里面所有的歌都是有采样的歌，那么她会把每首歌给你做介绍，聚焦音乐本身，说采样是哪一部电影，里边谁和谁在对话，特别专业，他们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别人……其他平台只知道说，我是看谁谁吃东西的视频过来的，他不会关注于音乐本身。（A15）

这里的“真正的热爱”是难民们的记忆想象。他们并不确知歌单制作的过程，但通过对比当下的评论区留言，他们想象出虾米的歌单和精选集是饱含情感的音乐档案。有关流行音乐的民间归档、收集和展示工作的研究发现，音乐能在各时空地域间以各种方式流通或归档，不是因为其有特殊的商品价值，而是因为音乐激发了爱与热情，在分享和归档实践中粘黏着“饱含情感的社会关系”（Long，Baker， Istvandity & Collins，2017）。在难民们的回忆中，精选集和歌单被想象为这样一个饱含情感的档案空间，它展演了专注于音乐分享的线上社会关系和公共生活。

情感档案的另一个记忆产品是“音乐库”（见图2）。不少难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音乐库图书馆式的陈列方式及其打造的音乐风格知识谱系，称音乐库是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为什么我们那么怀念，那么舍不得，因为我们自己建立的文化遗产没有了。”（A13）在虾米音乐App宣布关停之后，比起个人歌单，虾米难民更想导出的是这些集体的文化遗产，他们自发地组织了对虾米音乐的音乐库数据救援工作，辐射到的微信群、QQ群、豆瓣小组、B站应援团大约聚集了几万虾米用户。

它是记忆档案所……像是“诺亚方舟”一样，一定要让这些东西流传。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就是抢救它。就像可能一个寺庙马上就要被战火波及，我们每个人会尽可能地把寺庙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拿一点、存一点，记录下来。（A7）

音乐库被想象成一个整合了遗憾、不满和期待的公共性情感记忆档案，记录和保存了用户和编辑曾经共同参与音乐曲库建设的集体记忆。难民们觉得他们曾拯救的不是曲库，而是可以驶进未来的希望，他们希望“让这些东西流传”，让过去和未来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对话。难民们对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指涉的并不是音乐文本，而是经由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平台编辑共同参与的一系列饱含情感的档案实践，它展演了良性的社会关系、理想的集体生活和公共的文化价值。

五

“无家可归、无处可依”：
“难”的情动怀旧与希望伦理

上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为何而“难”的三种记忆想象，在呈现每日推荐、风格标签和歌单曲库的表征性（陈述性）记忆的同时，也探寻了附着于其上的身体的、情动的非表征性记忆。鉴于主体进行记忆想象是为了在想象性整合中找到新意义，因此，记忆想象的结果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Keightley & Pickering，2012）。失败的怀旧让人们沉溺于过往的痛苦，或是以某种商业的复古套路去想象过去，而真正有创造力的怀旧是不困于“失去”和“缺乏”，是通过“渴望”的想象性整合重建自我及对世界的感觉（比如想象过去如果多做些什么或者对未来期待些什么），从而找到当下行动的动力和希望（Keightley & Pickering，2012：117-119）。如果说记忆想象是主体进入尚未限时空的“钥匙”，那么情动怀旧则是主体在其中找到的希望“堡垒”。虽然基特利和皮克林只用了一页简要提及了怀旧的希望潜力，但是接下来我们将从希望伦理的双重面向出发，探寻在“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的抱怨、质疑和渴望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希望线索。

（一）“无家可归”：回望公共的音乐生活

虾米难民对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是一种修复性怀旧。他们对“家园”的怀念凝结在情感档案的记忆想象之中，指向一种身份归属感和“文化亲密性”（博伊姆，2001/2010：48）。他们觉得虾米音乐是聚焦音乐分享、排斥商业文化的纯粹的精神家园，“只有虾米才配得上关于音乐的定位标签，纯粹得像大雪铺满世界的模样，白茫茫无杂质。其他主流的音乐App不过是商业化的产物，音乐只是一层皮罢了。”（A4）受访者A21这样抱怨当前歌单评论区的流量化趋势，“以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鼓励不同的观点，容忍不同的观点，也是比较开放包容的、保护少数人意见的。现在是垄断性的，以自保为原则，出卖用户，平台本身的立场走向转变，靠粉丝赚钱、打榜、制造对立……留下更多信仰坚定的韭菜，不重视那些启蒙性的知识了。”他认为当前音乐平台存在版权垄断的问题，缺乏民主平等的互动和启蒙性的音乐知识。平台文化生产以数据和流量为重，这与虾米曾以音乐为重的公共音乐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带来了开放的音乐视野和启蒙的音乐知识。

在难民们的回忆中，不止是音乐用户，音乐平台的音乐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曾为公共音乐生活付出过努力，是家园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提到，虾米音乐的编辑会不定期配合季节、节事或社会议题策划“荒岛唱片集”音乐分享专题，创造非功利的官方音乐分享空间。受访者A7说，“网易云主页是王一博，是薛之谦，是携程广告，没了虾米荒岛唱片店、四季放映厅，感觉我妈强制把我住了半辈子精心布置的房子卖了，让我住进20块钱一晚的招待所里。”“荒岛”与“招待所”巧妙地隐喻了虾米用户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差异，前者可能是一岛之主，而后者是流离失所。

然而，虾米作为一家商业音乐公司，难民们提到的“纯粹”和“启蒙”其实是有些浪漫化的、选择性的怀旧想象。作为国内最早上线音乐社交、算法推荐和广告赞助等多重商业运作手段的平台型音乐公司之一，虾米音乐并非不重视数据和变现，只是没有将之放在首要位置。难民们的怀旧略过了独立音乐人向虾米声讨版权费用的争议，以及虾米曾经融合电商和泛娱乐业务的商业尝试。受访者这里所说的流量和变现问题，其实主要回应了2016年音乐版权争夺战之后音乐平台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数据性策展逻辑和商业驱动的连接性文化（Qu，Hesmondhalgh & Xiao，2023）。

“无家可归”的情动怀旧，是难民们把对当前音乐平台文化生产的不满，投射到了对荒岛的怀旧中，折射出消费者对未来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渴望中有苦涩的甜蜜。虾米难民虽然失去了平台，但我们或许可以在难民们的情动怀旧中淘澄出文化正义这一更坚固的精神家园。能让音乐流通的力量并不只是经济利益，还是人们可以在从情感和文化层面建造公共的音乐家园，并在其中拥有自己的“音乐所有权”（Rodman & Vanderdonckt，2006）。虾米难民怀念评论区民主的沟通氛围、启蒙的知识分享、自主的文化生产，以及饱含情感的档案工作，实质上是对非流量和资本逻辑主导的公共的音乐生活的怀念，是对“尚未”实现的文化正义的渴望。

（二）“无处可依”：反思中介化在世存有、重建共振关系

如果说难民们对歌单和音乐库的情动怀旧，是一种渴望公共音乐生活的理念式希望，那么，心动推荐和风格标签的情动怀旧则酝酿着一种情动式希望。难民们曾长久地待在虾米所中介的音乐氛围中协调和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在其中规划和想象出一个其所烦恼和牵挂的世界。此在（人类）曾在音乐流中介的世界中找到在世存有的感觉，拥有了感受和理解世界（工具、环境和时间等）的生命视角。相比于重返家园的空间渴望，“无处可依”的“难”并不急于回返一个记忆中的安全之地，而更多是用记忆想象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线中徘徊，进行反思性怀旧，尝试重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博伊姆，2001/2010：56）。无处可依的反思带来了情动的希望，它难民们进入其中重新思考“身体能做什么”（Massumi，2015），通过残留的身体记忆、情动记忆捕捉裂隙，在多重时空中反思要和技术、人、物、事件建立怎样的关系性联系。

首先，心动推荐的记忆想象营造了中介化的在世存有的感觉。那种感觉曾伴随他们穿梭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角落，关照了潜意识或无意义时刻。这些日复一日的情动体验留存在身体记忆里，以不同的情动强度持续影响着主体的在世存有状态。一方面，当情动怀旧的记忆想象整合失败时（即沉溺于过往的中介化心动体验、无法在当前音乐的中介化推荐中重建自我与世界的某种联系），一些受访者称甚至会 “有点抑郁症的感觉，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整体处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因为虾米影响了整个生活状态，没有激情和高昂的状态”（A28）。另一方面，也有受访者们在回忆那些美好的在世存有时刻时心有余悸。他们发觉虽然现在缺乏心动感觉，但又不想复原过去，而是结合当下的身体经验反思中介化的在世存有的脆弱性，并寻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保持距离、建立分身、返回实体。一，一些受访者意识到每天期待音乐心动发现的惯习和欲望不是自然的，而是平台和算法驯化的结果，可以主动调整，保持距离。通过对时间线上更早的身体经验和听歌行为进行反思，受访者认为每日推荐打造的在世存有，非常脆弱且不确定。“流媒体给你一种繁荣的样子，但如果没有那些从业人员去维持，或者说大家觉得盈利方式不行了，那他们说抛弃就抛弃了。那时候你没有任何后路。”（A16）二，这种反思促使一些人调整了当下音乐发现和聆听的策略，选择反向驯化算法。他们把“自己裂成无数片，在几个软件横跳”（A19），在多个音乐平台上注册账号反向驯化算法匹配自己不同的音乐需求，这样即便其中一个消失也有保底和退路。三，这类受访者选择听回自己之前的歌单，或者回到慢速、节制的听歌状态，购买实体黑胶、CD和磁带，回到未经流媒体中介化的音乐聆听世界，寻找有限但可控的在世存有的音乐体验。

其次，难民们曾在风格标签索引的惯习中积累过一种人、物与非人世界共振的 “身体间性和情感间性”（intercorporeality and interaffectivity）（Sumera，2020）。这些持留的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忆长时间影响着主体的身体及其与世界的共振联系， “虾米是在中间传达东西的媒介，下到现实中的生活，上到整个宇宙。”（A20）一，情动怀旧及其情动残留，鼓励主体感受具身的、持留的、共振的回忆，并用身体作为方法超越既有身份限制，建立更多元的的联结可能。“有个男生初中毕业，他通过虾米喜欢上后摇，发现外面的世界给他开了一扇窗。到现在他都跟我讲，一直攒钱想去冰岛看看。他突然间多了一件身边的人永远都不会去想做的一件事情。”（A9）过往的听觉情动经验让虾米难民与南美洲不知名小岛、深海中的鲸鱼等遥远的未知世界建立了共振的联系。这种共振联系中的身体间性还涉及了无数标签创建者和虾米编辑团队。“小众歌曲哪怕曲库那么小，编辑仍然很努力地会按照各种流派，按照各种专题给你做适配。”（A16）二，过往的情动怀旧及其情动残留会长久影响各主体，会回响并共振新的身体、形成新的情感联结（Sumera， 2020）。“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让主体重新思考要和世界、和他者建立怎样的联系。一位受访者说，自己曾通过虾米音乐认识了一位背包客，建立了“很短暂又非常真挚非常深刻的联系”。然而，这个情动的怀旧记忆并没有让她把注意力放在平台，而是让她开始更加关注真实生活中的人，“平台是帮我连接他们的东西，我会更加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的人身上，而不是这个平台身上。”（A11）可见， “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政经限制，持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长期影响着主体对世界、他者、现实和身体的感知和理解，使主体可以在当下生活中找到通往未来的情感共振与希望动力。

六

结论

至此，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的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则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整合一种宏大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人、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民间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音乐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了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从理论层面来看，以上分析拓展了记忆实践研究的研究视野和理论资源。第一，探索了想象的、非表征的记忆活动之于记忆研究的价值，提出了记忆想象和超表征理论分析框架。记忆想象重视记忆实践中想象性整合的机制和生产新意义的可能，而超表征记忆则从身体和情动维度深化了复杂的记忆生态与当下记忆想象实践的互动分析。第二，拓展了记忆想象的希望伦理学讨论。记忆想象主体进入 “尚未”阈限空间进行创造性想象，并让他们在情动怀旧中跳出预先的身份和立场，激活情动的共振力。

从现实层面来看，虾米难民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对如何反思社会文化危机、处理过往的创伤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有启发意义。怀旧是当人们徘徊于曾经的所爱和现在的失去时能找到一种“苦涩的甜蜜”（Massantini，2020 ：51），这种甜蜜能帮助人们寻找到当下的锚点和驶向未来的希望。面对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或许未来每个人（或集体）都可能沦为某种意义上的“难民”，而情感和想象力流淌在所有人的身体里，细密地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是辉煌稳固的东西灰飞烟灭时谁也带不走的东西。它们提示我们应重视那些曾经渗透和震颤身体的情动之力及其情动残留，因为那些力不仅抚慰着主体，同时也能成为跨时空对话的潜在能量、在恰当的时刻复活形塑新的文化。

最后，虾米难民的音乐记忆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实体和MP3介质可以轻易地保存和触发音乐记忆，那么音乐流媒体的虚拟物质性则给音乐记忆的保存、触发都带来了巨大挑战（Bonini & Magauda，2023：100）。对此，虾米难民的音乐流记忆对相关“流”媒的记忆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后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从社会学和历史视角挖掘虾米难民作为“数字音乐移民”的音乐记忆。于1970年至 1995年出生的这一群体完整地经历了从实体、下载向流媒消费的转变，他们拥有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身体记忆，其身体和情感作为中国数字音乐记忆的“中转站” 起着见证和接力的重要作用。碍于篇幅，难民提到的打口磁带界面、寻光计划、Loop间听歌的记忆研究都未能展开，值得后续研究做更深入的分析。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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