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卧底叛变，向上级表明身份，没想到上级也是中共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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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风血雨年代，要想完成伟大的革命理想，革命者不仅要有超越一般人的能力和思想，更要有无坚不摧的意志和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革命信念，抵抗住权利和金钱的腐蚀，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

但不能否认，历史上也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贪图私欲、贪生怕死的人。

或许他们曾经抱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但最终还是在敌方的诱惑下败下阵来，放弃革命理想沦为享乐的囚徒。

曾经我党有一名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卧底，因为长时间浸泡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逐渐被腐化，最后竟然对上司主动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面对这样一个主动交代自己“中共卧底”身份的下属，他的上司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背叛的下场

古人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为打探对方的情报，国共两党秘密在对方阵营中安插了不少眼线。

这个“中共卧底”也是其中之一，我党派他打入国民党淮阴区中统局内部，在淮阴区主任郑连魁的手下工作。

一开始，他和其他同志一样，抱着为了革命流血牺牲的信念加入了革命工作，再苦再难也没有退缩。

打入国民党内部后，他一路当上了中统局的股长。身份上来了，待遇自然不一样了。成天吃香喝辣不说，周围还有一堆人对他俯首帖耳，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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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他沉浸在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法自拔。他完全将自己加入革命的初衷抛诸脑后，将自己当成了国民党的官，不想再过以前的苦日子了。

在享乐和革命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不过，“中共卧底”的身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悬在他的脑袋上。他每天担惊受怕，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万一哪天被揭穿了真实身份，依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忍手段，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

1946年秋天，股长做了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亲自向上级坦白一切，用“投诚”的方式彻底和中共割裂，做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人。

这一天，股长鼓足勇气走进了郑连魁的办公室，对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郑主任，我...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派来打探情报的卧底。我知道不少情报，如果有需要，我会全部交代，只求您留我一条小命儿。”

听完股长的话，郑连魁惊讶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下属中竟然还潜伏着中共的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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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还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郑连魁马上问股长道。

股长坚定地摇摇头，说：“没有，我可以充当双面间谍，共产党那边对我很信任，他们还不知道我‘投诚’了，到时候我假意继续为共产党卖命，实际上是为‘党国’效力。您看如何？”

郑连魁没有答应股长的提议，也没有发怒或者命人将其关押起来，只是对他说：“你先回去，这件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按道理来说，知道敌方卧底就在自己身边，郑连魁就算不马上将卧底处死也会大发雷霆，可他却非常平静，这令股长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不明白郑连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既然郑连魁让自己先回去，上级的命令他不能不听，再说这事儿急不得。

然而，就在股长转身准备离开办公室时，他背后的郑连魁迅速拿出手枪，对着他的心脏位置开了一枪。

这个前来“自首”的中共间谍来不及说什么，当场倒地。

直到闭上眼睛那一刻，他也没有想明白郑连魁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杀死自己，而不是把他给关起来审问。

其实原因很简单，郑连魁也是中共的卧底！

他不能让中统局知道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该机构内部了，否则国民党肯定盘查中统局所有人，到时候暴露了其他同志的身份，他们就危险了，对组织来说是莫大的损失。

组织好不容易安插特工到中统局，不能功亏一篑。

至于郑连魁如何成为共产党的卧底，还要从解放军解放两淮地区时说起。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攻势势如破竹，很快收复两淮地区。作为国民党中统淮阴区市主任的郑连魁，因部队兵败成了俘虏。

郑连魁在中统局干了这么多年，对那些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无比熟悉。他推测“共产党也和国民党是一样的审讯手段”，所以整天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试图以此来对抗自己幻想中的各种残酷刑罚。

谁知共产党不仅没有对他用刑，反而对他很好，这让郑连魁逐渐放下了心理的防备。

后来共产党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向俘虏们解释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使得郑连魁大受震撼。

他幡然醒悟，这才发现国民党是多么腐败，共产党的追求才是整个国家和百姓追求的。

没过多久，郑连魁主动提出要加入革命事业，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鉴于他思想上的转变和身份的特殊性，我党便派他回到中统，利用职务之便为组织获取情报，方便我党及时调整应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计划。

就这样，郑连魁回到了中统局。后来国民党军重新占领淮阴，他官复原职，并在暗中不断向我党输送情报。

因此，当这个股长想要背叛我党时，郑连魁毫不犹豫地对他举起了枪，消灭了叛徒。

从此事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笼络人心靠的是权力和钱，他们注定只能是一帮酒肉之徒的集合；而共产党吸纳人才靠的是真理，注定会吸引拥有崇高理想的革命者。

因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加入共产党，就连国民党的有些官员也会自愿帮助我党收集情报。“天下谁人不通共”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若是要问身边时刻潜伏着共党卧底是什么滋味，恐怕徐恩曾最有发言权。

被中共卧底包围的日子

说起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神秘的毛人凤和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戴笠，事实上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徐恩曾。

徐恩曾出身于个大地主家庭，与陈立夫和陈果夫是表兄弟，曾到美国留学。

1927年，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徐恩曾趁机加入了陈立夫兄弟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29年末，徐恩曾正式上台，统管了南京等地特务机构。

为了给自己挑选可信任的人才，他亲自到国民党开办的无线培训班挑选人才，发现有一个叫钱壮飞的人是好苗子。

钱壮飞不仅精通无线电技术，而且为人踏实谨慎，除了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以外从不胡乱发表意见，对徐恩曾那些莺莺燕燕的私事也守口如瓶。

徐恩曾难得在国民党内部看到这样一个能力强、品性端的优秀人才，很快将他调到自己手下担任机要秘书。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钱壮飞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

也是这层身份，让钱壮飞在国民党里才显得与众不同。他从不跟其他官员一样上班摸鱼，下班就到花街柳巷去厮混，不仅生活简单，就连穿着也十分简朴。

徐恩曾不是没有怀疑过：钱壮飞苦行僧一样的做派，简直是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啊！

钱壮飞察觉到徐恩曾对自己的怀疑后立马转变过来，开始给自己置办昂贵的西装手表，还时不时“出去寻欢作乐”，这才消除了嫌疑。

钱壮飞

看着钱壮飞一天天“堕落”下去，徐恩曾把心放到了肚子里，没事就跑到上海去寻花问柳，放心大胆地将办公室的工作交给了钱壮飞。

凭着徐恩曾的信任，钱壮飞熟练地搞起了情报搬运的工作。

在上海，徐恩曾也有自己的心腹——李克农。

李克农同样能力出众，时常帮徐恩曾出谋划策解决私人问题，因此很受徐恩曾的信任，到特务机构没多久就被他提拔为了特务股股长。

但他仍然是信错了人，李克农和钱壮飞有着同样的卧底身份，两人经常相互商量办法，将徐恩曾骗得团团转。

李克农

一次，为了拿到徐恩曾随身携带的密码本，钱壮飞和李克农商量找一个机会把本子偷来抄录下密码，这样我党以后就可以轻松破译国民党的电报了。

李克农一拍脑门，马上有了计划。

又是一个周末，徐恩曾去到上海幽会姘头，俩人在一旁提醒他把密码本收好，“要是丢了，蒋委员长可是要大发脾气的”。

徐恩曾想了想，去寻欢作乐的确不好带着如此重要的东西，便将本子留下去找小情人了。

钱壮飞急忙找来一台相机，仔细拍下每一页的密码，再将本子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事后并没有引起徐恩曾的怀疑。

接着，钱壮飞将照片传到了中共中央，自此我党掌握了国民党高层的电报，从中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除了钱壮飞和李克农，在情报系统中徐恩曾还非常信任一个人，鲍君甫。

鲍君甫

徐恩曾信任他到什么程度？几乎全上海的公务他都不怎么过问，全部交给鲍君甫处理。

徐恩曾将李克农、钱壮飞、鲍君甫视为自己的“铁三角”，殊不知没有一个真正是他的人。

鲍君甫是在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通过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和才共产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双面间谍鲍君甫

“四一二”政变时，数万共产党人士惨遭反动派的毒手，对我党的打击很大。这让周恩来意识到了建立特务工作处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再不重视情报工作，那么永远也逃不开国民党的追杀。

周总理

周恩来认为此事刻不容缓，1927年5月在汉口成立了特务工作处，这也是我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

3个月后，上海的风波平息了许多，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的使命就此结束。

情报工作却没有因此停止，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成立了中央特务科，一直不断挖掘和培养卧底人才，钱壮飞和李克农是他麾下最能干的情报人才之一。

这远远不够，我党还需要更多在国民党内更有分量的人，鲍君甫非常符合条件。鲍君甫和陈立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情匪浅，与蒋介石也非常熟悉。

那么他又是怎么和我党搭上线的呢？

1926年，一个朋友突然造访，告诉鲍君甫有人仰慕其才华，想要跟曾经在日本留学过的他学习日语。这个人，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他答应了。

陈养山

后来，陈养山住进了鲍君甫家里。两人朝夕相处坐而论道，感情逐渐深厚起来。

陈养山经常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深深影响了鲍君甫，他慢慢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甚至主动提出要为中共做一些事情，不久机会来了。

1928年春天，蒋介石派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就是日后与“军统”齐名、臭名昭著的“中统”的前身。

蒋介石

调查科不仅在南京设立了总部，还准备在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设立分部。为给上海分部选一个可靠的管理者，陈立夫物色了很多人选，最终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鲍君甫。

一开始，鲍君甫非常犹豫，请好友陈养山代他征求一下组织的意见，陈养山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

看到报告后，周恩来非常惊喜，认为这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的好机会，马上找来情报科科长陈赓，要他找鲍君甫了解详细情况。

周总理

1928年某天，陈赓和鲍君甫在黄浦江畔会面，两人谈了许多。

期间，陈赓发现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十分强烈，为党工作的态度十分诚恳，认为他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将他的情况汇报上去，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自此，鲍君甫作为“双面间谍”的生涯开始了。而原本国民党打算用来侦查共产党的驻上海特务机关，现在反倒被我党牢牢掌握，变成了我党侦察国民党特务行动的工具。

鲍君甫借由职务之便，不仅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曾成功营救过任弼时等身陷囹圄的中共要员。

任弼时

1929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上海英租界巡捕房被逮捕。巡捕房里，几个警官轮流用皮鞋、皮鞭抽打任弼时，试图让他承认自己的身份。任弼时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员。

中共特科知道后立马派鲍君甫去营救，他二话不说赶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督查长兰普逊的住所。

兰普逊和鲍君甫两人很有交情，鲍君甫一见面便对他说：

“哦，兰普逊先生，小弟有一事相求啊。我刚招募了一个情报人员，因为口音的问题被阁下的巡捕错误抓捕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给我吧。”说着，他将一个大红包拍在了桌子上。

兰普逊看着红包心领神会，立马说：“小事情，小事情。”第二天便释放了任弼时。

除了传递情报和营救同志，鲍君甫还需要做一些“表面功夫”，来迷惑陈立夫等人。

陈立夫

他经常从陈赓那里拿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在中共印发之前拿到陈立夫等人的面前去“交差”。

为了将戏演得更加逼真，陈赓还经常编造情报、弄一些假机关，让鲍君甫带着人去破获。

这些招数果然有效，陈立夫看到这些“工作成果”以为鲍君甫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对他越发信任。徐恩曾上台之后，对鲍君甫也是深信不疑。

南京的情报事务由钱壮飞打理，上海的有鲍君甫和李克农，整个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半壁江山原来都在共产党人手里捏着。

被共产党特工包围的徐恩曾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仍然沉浸在花花世界之中。直到顾顺章叛变，他才恍然大悟。

徐恩曾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迅速叛变。

当天晚上，徐恩曾恰好又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消息。

而钱壮飞恰好在值班室值班，看到顾顺章被抓捕且已叛变的绝密电报后震惊不已，他通知了李克农、鲍君甫让他们想办法撤离，派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去通知组织，让上海的同志立即转移。

鲍君甫因自己有多重关系保护，认为不会暴露身份，可以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所以没有离开，结果被国民党以“失职”罪被捕。

徐恩曾第二天慢慢悠悠回到办公室后，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密封的六封绝密电报交给他。值班结束，钱壮飞乘坐火车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钱壮飞

看完密电，徐恩曾才知道自己身边有共产党的卧底，自己被他们耍得团团转。等他知晓真相时，钱壮飞等人早已撤离，鲍君甫也被抓了起来。

他身居要职，对此事浑然不知，而且还泄露了高层所使用的密码本，事关重大，他担心自己被追责，丢了乌纱帽。因此，徐恩曾疏通关系将此事隐瞒下来。

国民党一直没有换密码本，我党利用这一点获得了很多绝密情报。

所以，蒋介石到死都不知道李克农和钱壮飞究竟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手下的官员到底能糊涂到什么地步。

如果没有钱壮飞等特工不顾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获取重要情报，那么我党面临的形势会更加严峻，损失也更大。

谨以此文，向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先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