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做慈善

古人在缺乏现代慈善组织和体系的情况下，依然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慈善行为和实践。他们的慈善活动根植于当时的哲学思想、社会伦理和宗教信仰，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 "官方慈善体系 (Governmental Relief Systems):" "仓储制度:" 自周朝开始，就有建立国家粮仓（如太仓、常平仓）的记载。这些粮仓在丰年收储粮食，灾年或饥荒时平价出售或直接赈济，以稳定社会秩序。 "赈灾:" 当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时，政府会组织大规模的救济。这包括发放粮食、钱款、衣物，组织灾民转移安置，甚至减免赋税。秦汉以后，这套体系逐渐制度化，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赈灾事务。 "抚恤:" 政府会对鳏寡孤独、残疾人、老兵等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和身份保障，如发放“米粟”、“布帛”，提供“孤独”身份以获得社会优待和少量补贴。 "兴办事业:" 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设立义学（免费教育机构）等，这些措施间接帮助了底层民众改善生活，提升其生存能力，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慈善。
2. "士绅阶层的慈善 (Charity of Scholar-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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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重视慈善，讲究“仁政”和“仁爱”，那么古人是怎么做慈善的？从史料来看，古代中国的慈善活动开展得很早，手段和效果都很不错。

古人搞慈善，从“施粥”开始

古代中国的慈善活动，至迟在西周时期已开展。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职官中，设立地官司徒。身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六项措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所谓“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

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政府来带动，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济手段，被称为“荒政”。周代的荒政主要有十二项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一是“散利”，二是“薄征”，为民间增收减负。

而以民间为主体的个人慈善活动的出现，才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进步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活动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接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此即所谓“施粥”，此模式应源于周代的“立鄙食以守路”制度。

“施粥赈饥”虽然简单，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为中国历代所继承。

东汉末兴平元年（公元194 年）秋，京畿大旱，灾民遍野。《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当时的皇帝刘协（献帝），便安排身边大臣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

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称“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 年），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数十万人。

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做慈善的基本手段。现代拍摄的清宫戏中，不时会有大善人，支起大铁锅熬粥赈济灾民、穷人，并非虚构。

如何照顾残疾人？有“常饩”

中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礼记·礼运》中是这样说的——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生活能力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和关爱，这样才算“大同社会”。矜（鳏）、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类特殊人群，是古代重点要救济和扶持的弱势群体，政府“皆有常饩”。所谓“常饩”，即定期发放口粮和生活必需品，发放时间一般设在冬、春两季。

同时，帮助包括瘖（哑巴）、聋（聋子）、跛（瘸腿）、躃（不能走路）、断者（四肢不全）、侏儒、百工（各种有残疾的艺人）等各类残疾人自养生存、自食其力，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人。古代帝王将此作为“王道”，《礼记·王制》中便提出，要让残疾人“各以其器食之”。

《礼记》中所述并非大道理，而是落实在具体的慈善活动中。如政府会让瞽者（盲人）教、习音乐，担任乐师；刖者（少脚）当门卫，负责看管城门、宫门或仓库。《周礼·秋官》说得更具体，“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

现代考古发现已证实，让残疾人“各以其器食之”并非一个口号。1976 年底在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窑中，便曾出土一件西周时期“刖人守门方鼎”。下面的炉体有两扇可开合的门，右门外雕铸一个刖足者持一插关的形象，反映了刖人守门的事实。

医疗如何做慈善？首创“六疾馆”

除了荒政，古人在慈善方面还有“养疾之政”，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者诸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如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政府为防止疫情扩散采取的隔离措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慈善行为。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特别在慈善认可程度较高的南朝，表现得更为明显，出现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当时最著名的慈善人士之一是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救。据《南史·齐文惠皇太子传》记述，他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开办了“六疾馆”，收养贫病不能自立者，给衣送药。

“六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泛指各种疾病。以此名开办的“六疾馆”，被慈善界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

在之前的刘宋朝，已十分重视对这部分人群的救济，据《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元年( 公元465 年)，刘彧（明帝）刚当上皇帝即下诏，要求地方政府广施救济，“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

北朝也出现了与南朝相似的社会慈善动作。《北史·魏本纪第四》记载，北魏皇帝元恪（宣武帝），于永平三年冬十月，“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这种馆具有现代慈善医院的性质。

官办机构资金从哪儿来？建“悲田养病坊”

搞慈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是古今公认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资金从哪儿来？从史料来看，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

古代民间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投身慈善活动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选择。“六疾馆”的出现，便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创办人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都崇信佛教。运作最成功、影响最广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在唐朝，悲田养病坊遍及全国，如现代的红十字会一样，有系统有组织。其经济来源，早期靠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由于悲田养病坊具有良好的社会救助功能，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明显，因此朝廷十分重视，主动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后，由国家提供的资助成为一大经济来源。这方面的资助包括：一是生活资料援助，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新唐书》上便有朝廷送给养病坊敝幕、故氈的记载，唐懿宗李漼还给各州县的养病坊“赐米”。

二是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间，便实行“官置本钱收利给之”的做法，使悲田养病坊的“现金流”有了保证。

悲田养病坊这一慈善机构，对以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相当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其实都是“悲田养病坊”模式。

民间善款如何募集？“慈善明星”带头

与官方投资相比，募集和民间捐献，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的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慈善明星”，带动了社会慈善风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

同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则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慈善明星，都是宋代人。明清时期，中国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明清慈善资金的募集，除“明星”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

分摊集资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 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慈善活动中不时发生的“逼捐”现象，在古代也存在，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对不及时捐付款项的，还有强制“罚款”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北京药行议定：每月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

至于用行政命令要求捐款的，就更多了。如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临汾地震后，山西便发文要求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

◎本文来源：“全国人大”（作者：倪方六），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