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厅丨大学校园开放的边界，划在哪儿才合理？——清华大学通报校内人员参与“黑导”“黄牛”活动引发的多重思考

前不久，清华大学通报多名校内人员因违规报备、违规载客入校参与“黑导”“黄牛”活动被查处，部分人员被行政拘留。通报引发社会关注，也将校园开放这个老话题再次推到公众面前。

网络舆论上要求校园开放的呼声强烈。一方面，不少网友认为公立大学由财政支持，开放公众参访是大学服务社会的应有之义，“门”开得太小有悖公立大学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现实需求不容忽视，巨大的参观需求与稀缺名额之间的矛盾，催生了校内外的灰色寻租链条。

开放不是“开门”与“关门”的二选一。校园开放的边界，处于公共资源属性、高校办学自主权与社会期待的多重张力之中。本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智库研究与传播中心来自教育界、法律界的嘉宾以及家长代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试图在多元视角的交锋中，寻找兼顾公共性与秩序的平衡之道。

【本期嘉宾】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尚东 西南政法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罗志敏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

周玓珞 瑞士洛桑大学访问学者、媒体人

李想 清华大学教职工（化名）

卢小木 学生家长

【主持人】

薛园

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公众参访权如何平衡

主持人：此事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公众认为大学具有公共属性，校门理应敞开，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作为家长，如何看待学校的担忧和公众诉求之间的矛盾？

卢小木：大学校园的开放程度确实影响公众参访感受。2014年我们带孩子去厦门大学参观，氛围非常宽松，参访者能在食堂用餐。但2020年送孩子去上海一所高校读研时，发现校园却是“封闭”的。如果说，当时有疫情等特殊原因可以理解，但近两年很多大学校门依然是闸机当关，就让人倍感困惑。

主持人：感谢卢女士提供的直观对比。我们智库中心的一名同事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20年前读大学时，他时常去北大“蹭课”“蹭讲座”，从未想过清华、北大的校门现在会变得如此难进。但不得不说，这种公众感受到的“倒退”，背后有着宏观的社会背景。近年来，我国旅游出行人数实现大幅增长，也催生出以“名校打卡游”为典型代表的研学游市场。数据显示，我国研学游市场规模已达到千亿级别。这使得大学的参访者不再只是零散的个人，还包括规模化、商业化运作的“客流洪峰”。熊丙奇院长，您认为这种宏观的参访压力，如何影响高校的开放决策？

熊丙奇：公立大学本身属于公共教育资源，首要任务是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同时也应通过校园开放，让公众感受高校人文氛围，甚至分享图书馆、体育场馆等资源，发挥其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是舆论呼吁开放的根本原因。

大学校园理应开放，但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谈开放。校园开放面临三大现实问题：安全责任不清、教学秩序受冲击、开放成本高企。如果学校因为开放出了安全事故，很可能要被追究相关责任。因此，很多学校对校园开放十分谨慎。

主持人：公众的呼声强烈，但校方也有安全和秩序的考量。从法律角度看，公众能否主张对校园的绝对“参访权”？高校又该如何援引“办学自主权”来划定限制的边界？

杨尚东：这是一个涉及公法权利和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焦点问题。从法律属性上看，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确实具有明确的公共属性。然而，公众对校园的参访需求，虽可视为对公共资源的合理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无条件地主张“参访权”。高校的首要职能是教学与科研，其管理权来源于高等教育法赋予的办学自主权范畴。大学校园开放必须服从于学校为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安全而设定的管理规则。二者的平衡，在于高校应在保障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度的开放。

主持人：玓珞作为海外高校访问学者，能否谈谈国外高校是如何在开放和秩序之间划定边界的？

周玓珞：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开放与管理的平衡，关键在于分区分类管理。例如瑞士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校区是完全对外开放的，与社区融为一体。但为了保护研究成果和教学秩序，进入大部分的教学楼仍需要刷师生卡。像牛津、剑桥这类名校，校区整体开放，但核心教学空间也需要提前预约。因此，开放的边界应是科研、教学、宿舍等核心功能区与通道、景观区等公共区域的分离。

当校园通行证变成门票生意

主持人：清华的通报显示，参访名额的稀缺，催生了校内教职工和学生的“寻租”行为，直接将公共资源异化为牟利工具。名校参观热是如何为“黄牛”套利创造出巨大空间的？

罗志敏：普通院校可能开放了也没多少人去，但顶尖名校一旦开放，就容易面临人太多、冲击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顶尖学府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教育场所范畴，它们是国家级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清华、北大面临的参访需求，远远超出校园的承载能力，学校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不是“想不想开放”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承受”的问题。当入校资格成了稀缺资源，“黄牛”就利用巨大的供需缺口与信息不对称牟利，从而形成了地下交易市场。但顶尖名校的这种特殊性，也要求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走在前面，用更精细的治理来平衡海量的社会需求。

主持人：供需缺口是根源，制度漏洞是推手。现有预约制度最大的漏洞在哪里？

罗志敏：现有预约制度最大的漏洞在于身份核验与使用环节的“脱节”：系统允许代预约，但缺乏对实际到访者的强绑定核验，“线上预约”与“线下核验”未能形成有效闭环。这使得“黄牛”可以批量注册、盗用信息，将凭证倒卖。更致命的是此次通报暴露出内部权限管理的监督缺位。教职工和学生违规利用其报备权限牟利，使得本应服务师生的“审批权”异化为“牟利工具”，这是一个从管理短板到内部腐败的链条。高校管理必须从简单的“堵”与“防”，转向更为精细、开放的“治理”思维。

主持人：“黄牛”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海外名校也有学生提供有偿预约服务。那么，海外名校在制度设计上，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周玓珞：确实，只要存在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名额，这种套利冲动就会出现。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现在也实行类似清华的预约参观制，同样出现了代约服务。关键在于制度反制和惩戒。舆论中最常见的偏激点在于，将校区是否开放与高校的学术和科研是否具有开放精神划上等号。校方应通过媒体曝光等方式，加大对非法牟利行为的打击。同时，通过在线图书馆、慕课平台等多种渠道，彰显开放精神。

主持人：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工，李想老师如何看待教职工和学生将校方赋予的“报备权利”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李想：校内人员违规报备、违规载客入校以及参与“黑导”活动牟利，是严重违反校规校纪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利益驱使，将学校赋予的报备权利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违背了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尤其是教职工，作为教育工作者，本应为人师表，却做出此类行为，更是严重背离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同时，这种行为的危害是多重的。大量无关人员进入校园，一方面影响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扰乱校园秩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校内人员与“黑导”“黄牛”勾结，也损害了学校的声誉，破坏了清华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影响其社会公信力。仅近两年，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已通报数起类似案例，清华大学在今年7月25日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

主持人：但公众的质疑也很尖锐：既然清华、北大等名校多次发布这样的通报，这说明内部监管的漏洞是一直存在的。校方除了事后严惩之外，能否从源头上建立一个更科学的内部监督机制？

李想：您指出的正是学校管理的“痛点”和“难点”。这样的案例反复出现，反映出学校管理确实存在漏洞，如入校报备审批流程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身份核验和预警机制，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不足等，给了违规者可乘之机。校方下一步应着重解决将“报备权”的审批流程彻底信息化、透明化、无纸化，并引入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异常批量报备或高频次报备，立刻启动内部审计程序，尽可能减少“人治”的环节。

规则谁定、责任谁担：从“管理”到“治理”

主持人：这次清华通报引发热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处理非常严厉，包括行政拘留、解聘、取消保研资格等。学校的严厉处罚是否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公法责任与内部管理责任的衔接？

杨尚东：法律与校规互为补充。教职工、学生通过虚假报备为校外人员办理入校，若导致大量无关人员进入校园，扰乱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可能触发行政违法，被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这是公法责任，具有国家强制性。同时，无论是否构成行政违法，其行为均属于严重违反校园管理制度，学校有权依据校规校纪结合治安处罚结果，对校内主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内部管理责任。学校的严厉处罚，正是依据办学自主权和校纪校规，对“利用身份牟利”这种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学生行为规范的行为作出的回应。

主持人：那我们如何在惩戒的严肃性和教育的修复性之间找到平衡？

杨尚东：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处分，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正义，规则制定要民主透明，处分决定要经得起检验。在兼顾惩戒与修复方面，我们也应该设置“容错”与教育机制。对初犯、情节轻微者应以教育为主，体现管理温度。可以考虑引入校史讲解、社会服务等作为“矫正性任务”，帮助他们认识到利用公共身份牟利的错误，而非一味地施加严厉惩罚。

主持人：这次严厉的惩戒，体现了校方对维护秩序的“零容忍”态度。但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大学需要用行政拘留和解聘这样的“重锤”来维护一个本应由自治和道德约束的秩序？我们理解熊院长提出的“无限责任”是学校不敢开放的重要顾虑。但舆论场上也有质疑的声音，学校是不是把这种“无限责任”当成借口，其本质仍是不想麻烦的“懒政”？

熊丙奇：这种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限责任主体”不是大学自愿选择的，往往是舆论苛责逼迫它们不得不这样做。一旦开放后，如果出现了校外人员伤害学生事件，舆论很可能会立刻指责学校管理不力，要求学校“负全责”，将所有的开放努力“打回原形”。这种舆论氛围，使得学校在做开放决策时，不得不以安全风险规避为第一考量，而不是公共价值最大化。这不是简单的“不想麻烦”，而是风险与收益失衡下的理性规避。很多学校被迫对学生进行“圈养式”管理，不仅管外面的人进去，还管学生什么时候出去。

主持人：这种“无限责任”的压力，的确是大学校园难以轻言开放的隐性成本。如果“舆论即追责”成为常态，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出台明确的“责任边界清单”，把哪些责任可归责、哪些不可归责写清楚，避免被舆论“绑架”？作为家长如何看待大学对成年子女的责任边界？

卢小木：我非常理解学校对安全的担忧，但不能因为怕出事就“一刀切”地关起来。我支持大学校园开放，大学不能和社会隔得太开，变成“真空里的象牙塔”。我觉得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大学不应该、也承担不了“无限责任”。学生总要学会面对真实的社会。当然，在学生住校、宿舍安全，以及通过预约制控制校园总人流等方面，学校肯定要负起管理的责任。但如果学校因为怕出事就一刀切地关起来，反而是一种过度保护，对学生的成长也并非好事。治理思路应该是“疏”而不是“堵”，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日常参观名额和透明、完善的预约制度，来满足公众需求。

主持人：大学治理该如何走出这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罗志敏：从治理角度看，对学生和教职工的严厉处罚，恰恰是大学从“管理”到“治理”转型挑战的体现。传统封闭的管理模式在面对这种内部腐败链条时，显得力不从心。校方需要更精细、更开放的治理思维。这种严厉的处罚，更多是事后追责和震慑，缺乏实时拦截和内部监督的有效能力。解决怪圈，需要校方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设计”，将师生、社区居民的意见纳入决策过程。

熊丙奇：我们呼吁开放，但开放要听谁的？学校的师生意见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学校要进行更深度的开放，应该由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可以接受的方案，而不是只由学校单方面作决策。

AI制图

从单方责任到共治共担

主持人：最后，我们讨论如何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的“有序开放”制度。如何做到“防黄牛”但不“防人”？罗教授提出的“最小治理单元”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关键技术和管理手段？

罗志敏：改进制度的核心思路，是从简单的数量控制转向精细化的流程治理。最关键的是技术手段的升级：可以强化“实名预约+人脸识别”的强认证闭环，确保从预约到入校核验的全流程身份绑定，从技术上根绝凭证转卖。

针对“黄牛”利用抢票软件集中占号的问题，学校应引入动态配额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实施分时投放、随机释放名额的策略，并设置合理的“冷却期机制”，即一段时间内预约失败或取消的用户暂时无法再次预约，这能有效提高“黄牛”囤票的成本和难度，保障真实参访者的机会。

同时，应建立“黑名单”联合惩戒机制，将查实的“黄牛”、违规中介和多次无故未到者纳入信用黑名单。

在开放方案上，我建议借鉴“分区分类”的管理策略，明确划分完全开放区、限时开放区和核心管控区。同时推行“需求分级+精细调配”的放号策略，分散释放名额，保障真实、合理的参访需求。

李想：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学校的现实承载力和管理成本。如果要求所有访客都进行二次验证、人证合一，学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设备和稳定的系统支持。例如，在高峰期，出入核验的瞬时处理压力和排队等待时间都会急剧增加，这不仅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还会严重影响师生的正常通行，容易在执行层面出现混乱。可以分阶段、小范围试点，比如先在部分时段、部分校门试点新系统和新机制，通过对安全、秩序、体验等多维指标的评估，并不断优化完善，逐步实现可持续、有管理的开放。

主持人：熊院长从制度层面提出过“第三方平台”的设想，能否具体阐释一下，这个第三方公益平台如何运作，才能有效解决高校开放的持续性问题？

熊丙奇：要深度推进高校开放，尤其是资源共享层次的开放，不能完全依赖于学校，学校缺乏积极性，且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我主张建立一个第三方公益非营利平台，由政府支持，整合社区里的大学、中小学以及其他公共资源，并列出一个目录清单。这个平台可以统一接受预约，减轻学校的压力，同时招募志愿者参与学校开放的管理维护，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会员制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分摊开放产生的持续性维护成本。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法，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核心需求，同时将公共资源最大化地辐射社会。

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绝不只是高校自己的事，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不应该只由大学来承担。如果全社会对“公共空间”的理念仍然停留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封闭思维，大学单方面开放，就会成为“唯一的靶子”，独自承担所有的安全和秩序压力，以及“无限责任”的风险。所以，未来的方向是高校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开放的先行者，推动和融入社区公共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只有当全社会“公共性”理念提升，治理成本被社区和政府平台共同分担时，大学校园才能真正实现有序、可持续、无压力的开放。

主持人：罗教授在讨论精细化治理方案时，曾提出“一校一策”的理念，即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开放规定。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中国的“一校一策”建议，核心原则是什么？

周玓珞：我最想强调的核心原则是“因地制宜”。清华大学作为顶尖学府，它所需要接待的参观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的完全开放模式。具体的开放参观制度应由校方结合在校师生意见和参观情况综合考量，科学制定。同时，必须将校区开放与学术开放区分开，通过在线渠道继续展示其开放的学术精神，以满足公众对知识的渴望。

主持人：作为本期议事厅的家长代表，您对高校开放有何期待？

卢小木：我觉得家门口大学的开放日和深度体验活动，可能比专程、扎堆去北京“打卡”清华、北大更实际，对孩子的影响也更持续。至于那种整合了多校资源、内容透明可靠的正规深度游学平台，如果内容真的好，能够让孩子接触到更核心的东西，即使需要付一些会员费，我也是愿意考虑的。

主持人：不开放的秩序没温度，无秩序的开放走不远。名校参观热反映了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渴求，而清华的通报，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开放不能粗放，必须是“有序”和“有规则”的。如何平衡大学的公共价值与内部秩序，需要社会、校方等多方协同，综合考虑法律、技术、资源、成本等多重因素，共同为高校探索出一条既能回馈社会、又能保障核心功能的精细化治理之路。

（编辑整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黄书波 李坤晟）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